| 不久前，在位于巴黎1区弗里利埃路上、原图卢兹伯爵官邸内的法兰西银行大楼内，法国央行行长诺瓦业（Christian Noyer）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围绕正在走向国际的人民币，诺瓦业认为，目前需要不断加强人民币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之间的互相联系。然后进一步增加离岸人民币在中国国内使用以及国内人民币为离岸市场融资的可能性。谈及全球目前面临的衰退和减速风险，他认为，中国应该要避免推出2008~2009年那样以投资为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需要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增长。
当我们问到危机后“央行范式”是否发生了本质性改变这一问题，这位温文尔雅但深思熟虑的中央银行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并不是说我们（央行）已经改变了目标。这点非常重要。央行依旧关注物价的稳定性，美联储依旧关注其自身的使命。但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得不适度调整我们的政策工具。”
预言人民币
第一财经日报：让我们来谈谈人民币。除了伦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之外，巴黎也计划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你与中国人民银行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有何实质性突破吗？
诺瓦业：我们就这个问题正在与中国政府和中国香港当局进行积极洽谈，因为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我们为什么想要将巴黎建设成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呢？首先，我们相信，如果人民币继续国际化——我认为人民币终将国际化，一切现在就在发生着，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如果与中国央行达成一致，在欧元区内有一个有能力对欧元体系进行干预的央行参与者，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其次，巴黎一直是一个创新的城市，其拥有实力雄厚的国际化银行业。第三，仅次于英国，目前法国银行体系在亚洲最为活跃。而且也有很多法国公司对亚洲市场非常感兴趣，他们已经开始推行人民币业务，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在巴黎开展人民币业务。
因此，我们相信，巴黎已经具备发展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条件，而且我们对此有浓厚的兴趣。现在我们正在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我相信，我们将成为少数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之一。
人民币将如何实现完全国际化，并成为全球主要交易货币之一？我认为，在短期至中期内，要不断加强人民币国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之间的互相联系，然后进一步增加离岸人民币在中国国内使用以及国内人民币为离岸市场融资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现在已经启动，并将稳定发展。最后，当然，人民币要想成为主要的交易货币之一，还需要能够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在外汇市场上人民币的兑换需要更加具有灵活性。否则，如果它被视为美元的“代理”，人们就没有兴趣持有人民币。人民币必须成为亚洲经济的“代理”，这才是其应有的附加值。这正是当前一些央行对人民币兴趣浓厚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实现速度取决于中国政府。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要远快于多数人的期望。
日报：比你预想的更快吗?
诺瓦业：我的预期很高，所以基本符合我的预期。
建言中国
日报：目前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越来越多，这和短期周期性及中长期结构性因素都有关。你对中国的经济决策者的建议是什么？
诺瓦业：我认为中国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能否真正果断地朝一个更依赖于国内需求的经济体和增长引擎去发展，相对减少出口（而非绝对）。当一国想加速经济增长，试图依赖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是很正常的。但对于像中国这样规模的国家而言，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因为中国替其他国家生产大量产品，一旦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这些发达国家的进口能力也将会相对减小，从而对中国构成压力。因此，当中国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若想继续强劲增长——同时希望其他国家的经济也继续增长并继续大量出口产品——就需要迅速发展国内需求。
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需要进行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改革，这种结构性改革目前已经启动，但在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教育财政体制以及就业计划等方面的改革，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西方国家完成这些改革耗费了数十年，我认为中国应根据其特有的文化和改革意愿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改革。
日报：这在逻辑上完全正确，但事实上目前德国的经常账户占GDP比率要远高于中国，为什么德国可以做到可持续但中国却不能？
诺瓦业：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极高，同时家庭储蓄率却高达50%左右，对发达国家而言，乐观估计的话，他们的家庭储蓄率应在15%~20%之间。
日报：如果中国减少净出口，那么投资就要相应提高，因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收入增长会比较缓慢。在中期和长期增加居民收入会有助于提高消费，但短期而言，为了避免经济大幅走低，需要一些措施来维持经济增长，而这些措施无非就是增加投资或出口。
诺瓦业：当一国顺差规模相当大时，其就有能力增加本国居民的收入。当美国觉得需要增加国内消费时，对企业本身而言，记得亨利·福特曾这样说过：“如果我不能增加自己员工的收入，他们就不会买我们的汽车，他们应该是购买福特汽车的第一批人。所以我提高员工工资，这样他们就会购买我们的汽车。”当一国逆差规模相当大时，他们就不能这样做了。但当一国顺差规模相当大时，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你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点：直接提高工资或通过间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增加家庭永久性收入的一种途径，这样就可以在增加消费的同时降低储蓄率。这不是一年内就能实现的，需要5至10年的规划，然后才能看到结果。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再平衡，向通过增加私人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事实上，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都不能成为唯一的经济增长引擎：工作和积累资本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消费需求。但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非常低。
经济增长模式的重新调整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这要求对社会保障、税收体系以及金融市场进行重大的改革，包括允许人民币汇率浮动更加自由。我认为，中国应该要避免推出2008~2009年那样以投资为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而是需要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增长。我感觉，中国领导人已经清楚认识到重新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的紧迫性。我相信中国的决策者将把它放到工作议程的首位。
日报：对中国来说，结构性减速是好事吗？目前全球衰退风险加剧，大家都在期望中国刺激需求。
诺瓦业：我不会这么说。这里的风险是，中国无法避免经济增速放缓，因为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需求会越来越少。在欧洲，区域内部依然存在再平衡问题；在美国，鉴于我认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建立在过度负债之上的，而他们已经达到家庭和经济整体债务的上限，同时政府自身也将被迫去杠杆化，因此他们的结构性增长率很可能将比他们过去15~20年所经历的都低，因此如果中国想继续强势增长，就需要转变现有的增长模式，借助新的动力，并进一步促进消费。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提前十年去计划。
辨析“央行范式”
日报：危机后，当审视各国央行尤其是欧央行的角色时，我们期待央行推出创新性的举措。特里谢率先推出创新性措施，启动了债券市场购买计划（SMP），就其意义而言，是一项重大改革。但由于特里谢对SMP计划小心谨慎，非常有节制，他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德拉吉推出LTRO是一项明智之举，LTRO的规模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尽管这不是一项新的举措，而仅仅是跟随特里谢的脚步，却受到市场的广泛褒奖。如何看待危机后央行的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
诺瓦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国家的央行都觉得有必要推出一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因为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如此之大，以至于单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很难走出这场危机。这并不是说我们（央行）已经改变了目标。这点非常重要。央行依旧关注物价的稳定性，美联储依旧关注其自身的使命。但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不得不适度调整我们的政策工具。
我认为，欧央行最重要的改革莫过于在金融危机刚刚爆发，就决定通过“固定利率全额分配招标程序”来为银行体系融资。此后，我们又推出了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s)：3个月期、6个月期、12个月期，之后德拉吉上任，推出了3年期的长期再融资操作。但这些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是同一目标在金融危机的不同情况下作出的调整。在最近几年，由于仅仅通过为银行体系融资，我们不能确保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于是我们开始干预市场——主权债和公司债市场。我们通过国债购买计划来防止危机蔓延至银行业，从而防止银行贷款利率上升。这就是SMP计划的初衷。现在又推出了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我们根据各界就SMP计划的批评在OMT计划进行了回应，从而让该计划更易理解、更易接受，也更有效。
因此，随着危机的演变，我们一直在试图推出相应措施，但作为欧央行理事会的成员，我并不认为我们解决危机的方式出现了重大改变，多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觉得我们始终保持同一种方式——关注我们的使命和目标，试图推出新的政策工具来适应当前的金融环境，从而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
日报：作为国际清算银行（BIS）的主席，当你审视全球金融体系时，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将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结合创造出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中央银行？这种可能性作为一种乌托邦似的想象，是不是会在很久以后最终实现？这似乎是凯恩斯的夙愿。
诺瓦业：国际结算银行的强项在于它的合作结构——完全由成员中央银行所有并管理。因此，它并不涉及一般性的政策。我认为这一点具有很大价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此截然不同，它旨在确保流动性能在各种货币之间正常流动。因此该组织主要关注经济政策。各国政府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程度非常高，该机构通过救助融资和政策改革的结合来进行危机管理。除非是非常短期的问题，仅仅货币政策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IMF和BIS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而且需要继续发展下去。但是我认为这两个机构各自肩负各自的使命，将其分开并各司其职是有道理的。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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